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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人类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推动世界范围内产业革命进一步深化；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趋于完成，亚非拉各地独立运动此起彼伏，使人类社会生活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的积累与丰富，推动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能力大大提高。所有这些变化，对以孔德派和兰克派为代表的传统客观主义史学带来巨大冲击，造成传统史学的衰落。十九世纪末，英国的格林、德国的兰普雷希特开始对兰克派提出怀疑，掀起欧洲的“文化史运动”；20世纪初，法国的贝尔也提出“历史综合”理论，年鉴学派先驱皮雷纳则大声疾呼要把历史学从“种族偏见”和“政治偏见”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客观主义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终被打破。
新史学是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20世纪50至60年代空前发展，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潮流。在西方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除了法国以外，美国的新史学潮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其倡导人是鲁滨孙。鲁滨孙曾在德国弗赖堡大学留学，接受传统史学的训练，但同时深受当时欧洲史学界对传统史学批判的影响。回国后其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执教。鲁滨孙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25年间，逐渐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新史学一派，他的史学观点集中见于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
西方新史学的主要内容
鲁滨孙首先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鲁滨孙特别不满的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做是历史的主要内容。”
鲁滨孙十分强调史学的功用或实用价值，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他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
鲁滨孙还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新同盟军”，要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隔离开。这些“新同盟军”包括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鲁滨孙写道：“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鲁滨孙一生培养了许多门生，其中不少人后来在美国史学界很有地位。鲁滨孙领导的新史学运动由此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新史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鲁滨孙主张扩大史学范围，重视“历史的连续性”，采用“历史眼光”和进化思想，注重对普通事物的整体历史进程的研究，这些思想都是通过比较分析和深刻反思，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借鉴来的。如果说，兰克学派是从论证方法上效法自然科学，追求客观主义，热衷于史料考据，那么，鲁滨孙则是从如何选择事实和如何解释事实的层面，向其他学科学习，并倡导把其他学科作为史学的同盟军，积极利用它们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来看，历史学每取得一些进展，向来是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进步相伴随的，因此，鲁滨孙自觉从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中吸取营养，推动各学科互补，这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重视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用。鲁滨孙主张史学应当对社会有用。他把历史比作人的记忆，认为其最大功能就是帮助人们认识自我，理解现实，从而达到造福未来的目的。作为教育家，鲁滨孙尤其重视史学的教育功能。这种史学价值观虽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仍具有合理成份。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从历史上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历史、现实、未来是有机的统一体，现实是基于过去而形成的。而现实和未来终究都要成为过去。宇宙全息统一理论告诉人们：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全息统一的，二者之间互相包含、联系与转化。现在的事件是过去积沉信息的显化，未来的事件是现在存贮信息的外化与显态。所以，史学对于理解现实的功用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学也只有关注当代现实问题，不断创新，才能更吸引人、启发人，才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共呜，更好地发挥史学应有的社会功能，并促进史学本身的进步。
当然，《新史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
1、在发展观上，只承认量变，而否认质变，陷入庸俗进化论的泥潭。鲁滨孙很欣赏达尔文的进化论，接受了他的一些影响。但鲁滨孙的进化论缺乏辩证的机制。他虽然经常讲社会变化，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但他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成是逐渐发展的过程。他只承认逐渐进化的发展，却否认飞跃、革命的变革。
2、否认史学的科学性。鲁滨孙认为历史只不过是“记忆力的人为的扩大”，因此，“历史决不能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者人类学一样，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由于历史不是科学，也就没有任何规律性可言。他说，“要想把历史纳入一定法则的范围，好象是没有希望的。”鲁滨孙基于历史现象异常复杂，人类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总是残缺不全，而古代历史学家往往言过其实，故而认为史学具有相对性，这是符合事实的。人们认同历史著作的正确性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然而，不能因此而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厉史学的科学性首先在十它归根到底要受实践的检验，受考古出土文物和各种资料的检验。其次历史学的科学性是建筑在详细占有资料之上。史实的描述，论点的提出，思想的形成都是依据现有的资料而来的，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信口雌黄。就自然科学来讲，不是所有结论都能一步到位，并不因此否定其科学性；就说所有的自然科学的科学性。
新史学诞生时间
新史学，广义上指20世纪西方各国各个新的史学流派，狭义上特指法国的《年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所研究的对象有以下几个方面：（1）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2）身体、性别研究；（3）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4）形象的历史；（5）政治文化史，这不是研究政治事件、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新的研究主题使许多原来不被看成史料的东西成了很好的史料，如文学作品、视觉形象等；传统的史料，如官方文件，也用新的眼光来阅读。
新文化史特别反对的是计量史、系列史，即20世纪60、70年代里被认为最“科学的”历史学。为什么计量史受到反对？因为80年代以来人们日益痛切地感觉到，计量史过分强调历史的决定力量是某种经济的和社会的结构，似乎人类只是在被动地适应这个结构，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人的主动性在这里不见了。新文化史的提倡者强调：普通人有以自己的方式使用、消费社会的自由，并且自己“创造”了日常生活。
新文化史并非全部反对新史学，它继承了新史学的两个重要特点：（1）对心态史，即对群众性心理状态的研究；（2）坚持眼光朝下的研究方法，坚持认为决定历史的是普通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新文化史也继承了新史学的分析方法，不过它不再使用大量数字和图表来表现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弃了束缚人的“结构”，采用叙述的方法，使历史著作重新具有可读性，非专业的普通读者也能读懂。鉴》学派，这里是从其广义上来讲。
一般认为，20世纪的最初30年是西方新史学的形成时期，而1929年则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一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教授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克（M. Block，1886——1944年）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标志着今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年鉴学派的诞生。无独有偶，同在这一年英国也出版了一种新杂志《经济史评论》；不过它对新史学发展的影响比不上《年鉴》杂志。
年鉴派两位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为新史学范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此后，不管这个范型本身还漫长的演变过程，甚至还有急剧的变化，也不管年鉴派自他们两位代表的第一代、经过以布罗代尔（F. Braudel，1902-1985年）为代表的第二代到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发生的种种变迁；也不管年鉴派以外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新史学流派之间有多少差异，这些都属于这个新的历史学研究范型内部的完善、发展和变化，都可以看作是新史学的成长、繁衍和演变。 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传布，主要不是通过他们的理论主张，而是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地贯彻他们理论主张的具体史学研究作品。主要的有费弗尔的《腓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1912年）、《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1922年）、《一种命运：马丁·路德》（1928年）、《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关于艾帕塔美隆——神圣的爱、世俗的爱》（1944年），布洛克的《国王与农奴：卡佩王朝史的一面》（1920年）、《会魔术的国王们》（1924年）、《法国乡村历史的原始特征》（1931年）、《封建社会》（1939-1940年）；勒费弗尔（G. Lefebrre，1874——1959年）的《大革命期间贝尔格区物质资料史的有关资料》（1914年）、《法国火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年）、《恐怖时期农业问题》（1932年）、《1789年的大恐惧》（1932年）；西米昂（F. Semiand，1837——1935年）的《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工资的实证理论试验》（1932年）、《世界危机和长阶段中的经济变动》（1932年）、《16至19世纪价格的一般运动研究》（1933年）；拉布鲁斯（E. Labrousse，1895——）的《18世纪法国价格和收入运动纲要》（1933年）、《旧制度后期和大革命前期的法国经济危机》（1944年）等。新史学在法国影响的扩大逐渐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一些被传统史学家把持的史学界重要位置也开始让位于新史学派。最明显的例子是，1933年费弗尔获得法兰西学院教授席位，1936年布洛克出任巴黎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潮流，已开始从斯特拉斯堡（位于法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从德国收回的阿尔萨斯地区）向首都巴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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